兩代瀏陽人的花炮傳承：母親認為做煙花“像是進黑社會”，兒子計算機系畢業后，將母親單位打造成知名煙花企業 每日觀點

從記事起，唐云（化名）就在與煙花打交道。至今，他的煙花廠門前還有兩棵大樹，從原“城東煙花廠”移植過來的。

承包母親工作的“城東煙花廠”20余年，唐云將它打造成頗有名氣的煙花集團。

他的母親謝芬（化名）曾是城東煙花廠的骨干技術人員，也是瀏陽市第一批評選上“高級工藝美術師”稱號的女性。從1981年進廠工作，母親一輩子都和硫黃與硝打交道。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紅磚瓦房，到現代花炮制作工廠，這里凝結著母子兩代人的心血，也見證著瀏陽花炮發展的40年。

唐云的煙花工廠之一。圖/九派新聞　王怡然

【1】母親進煙花廠就像進“黑社會”，又苦又累還危險

謝芬于1957年生于城關鎮。那時，瀏陽市還叫瀏陽縣。

年輕時，她追求進步，18歲就當上了村里的婦女主任。高中畢業后，她一心想要離開鄉下，去更廣闊的天地。迫于現實壓力，考大學與組織安排工作無望，她在村里做活兒維持生計，用板車幫人拉貨、犁田種地、養豬……

直到1981年，村里的村辦企業“城東花炮廠”招工，那時懷著唐云的她進入花炮廠打工。

最早時，作為瀏陽傳統行業的煙花，只有南鄉地區有一些私人小炮房，慢慢地，瀏陽各地鎮辦企業、村辦企業才涌現。盡管在這個行業內待了四十年，提起當初的選擇，她仍認為是“沒辦法才去的”。

她懼怕花炮制作的危險。有一年，廠里出過人命。那是一個負責裝球工序的工人，謝芬記得，他平時操作就“不太注意”，別人裝球小心翼翼地，他裝起來離老遠能聽見球“咔咔地”響聲。出事時她沒在廠里，但她估計，應該是球之間的摩擦釀成的悲劇。

“有這種安全事故在先，只要是煙花這個行業，我就是害怕。”那場意外讓她至今仍心有余悸。直到后來，兒子唐云接手了煙花廠，她還是提心吊膽。最開心的事是看到兒子去車間巡查工人的工作。在她看來，只有多看勤查，才能從一個個細節上規避安全風險。

那時，她白天在廠里工作，回家還要種地、養豬。早晨起來做飯、洗衣服之外，還要挑尿桶。家里一擔有130斤，一擔90斤，她總是挑重的那擔，另一擔給愛人。

“來做煙花就是像進了‘黑社會’一樣”，她不停重復著這個比喻。做了一輩子煙花，她仍然不喜歡這個行當，覺得又苦又累。長期在廠里，半夜12點才回家是常事。忙的時候，她要在廠里通宵加班，陪伴孩子的時間也被工作擠壓。

雖說“不喜歡”這個行業，但她工作起來一直很拼。1987年，她獲得了去國防科技大學進修的機會，回來就一直在技術員的崗位上，研究煙花火藥的配比。

在瀏陽市評選第一批“高級工藝美術師”職稱時，只評選上了兩位女性，她就是其中之一。

【2】兒子小時自制“魚雷”，喜歡解剖和創作煙花

唐云是在煙花廠長大的孩子。小時候，每年除夕晚上，謝芬就給他們兄弟幾個每個人準備一袋煙花，大家分著玩。也因此，除夕是他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一到過年就能分到好多煙花，成為他對春節的記憶。

稍微大一點之后，他開始溜進母親的辦公室。他記得，母親的柜子上擺著瓶瓶罐罐，母親做時，他會在旁邊問，母親只要稍講幾句，他就懂了。耳濡目染地，他學會了藥粉的簡單配比，“這個瓶子里的倒一點，那個瓶子里的要多倒一點”。

那時他常常做一種叫“魚雷”的煙花，和小伙伴們比賽誰的炸得更高更響，還拿著魚雷去炸糞坑、炸魚、炸大白菜。母親的辦公室像是他的“小金庫”，總能鼓搗出一些別的小朋友弄不出來的新花樣。

他現在還記得，當時有一種“大地花開”筒子，質量非常好，做出的“魚雷”威力大。他就會拿家里的筒子出來做。打泥底沒有專業的工具，他用木頭削一個工具，把泥底打開壓緊壓實，再自己配藥。

那時廠里做一種煙花有幾種不同的效果，他會和小伙伴把煙花解剖，將火藥挑出來，再重新去填裝，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這種“創作”，要有一定的創意和自己的想法。

也是在那時，唐云發現，自己喜歡“小而精的東西”，更關注煙花展現出效果的精美程度。這也導致了他對現在市面上部分煙花有些“看不上”，覺得“越做越假，把東西做的趣味性都沒那么強了。”

例如旋轉類產品，最好要旋轉8秒，有三次變色，紅變綠再變黃，這是他從小就知道的技術要求，這樣才能帶來強烈的感官刺激。而現在很多煙花只能旋轉2-3秒，變兩色甚至只有一個顏色，這讓他覺得，還不如三十年前的煙花。

“我從三四歲就開始玩，那些小產品的標準是什么，趣味性在哪里，已經根植在我腦袋里了。”他說。

【3】知名大學計算機畢業，進廠做煙花曾遭家中強烈反對

抱著對煙花的喜愛，唐云從上大學起，就決定畢業要回家做花炮。

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考考上了一所知名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專業排名在全國數一數二。

1996年，家里已承包了原城東煙花廠，他每年回家都會在廠里幫忙做事。畢業時，“非清北不上”的他考研失敗，提出回家接手花炮廠，被家人拒絕。母親認為，他留在計算機行業會“更有出息”，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回來從事花炮行業。

“他們覺得干這個太辛苦了。”唐云回憶。做煙花是實體，又是涉及火藥危險品的特殊行業，來自監管部門的限制非常多，并不像想象中的輕松。即便很多煙花公司的生意好，但很多老板原來都是農民、“泥腿子”出身。很多人認為“只有沒讀過書的人才來干這行”。讀過高中的謝芬，學歷在煙花行業算是鳳毛麟角。

唐云和家里表明了態度：“你不讓我搞，我就離開，自己到外面去找廠。”無奈之下，謝芬和丈夫只能支持兒子的選擇，慢慢地將煙花廠過渡給他管理。

2002年，城區規劃建設，新的花炮廠整體搬遷到郊區，也改了名字。在煙花廠任職的員工，很多都是謝芬以前的同事。

唐云的公司總部則坐落在瀏陽市城區中心，兩公里外是原城東花炮廠的舊廠址。

城東花炮廠的記憶刻在他的骨子里，他還記得，小時候每學期拿“三好學生”的獎狀后，花炮廠都會獎勵他五塊錢。搬遷后，他將城東花炮廠門前的兩棵大樹移植到了新廠址的門口，是傳承，也是懷念。

他將自己稱為“花二代”，他覺得，在瀏陽，接手祖輩的花炮廠的“花二代”們里，自己是發展得數一數二的。究其原因，很多年輕的“花二代”從小接受了精英的教育，可能并不在瀏陽長大，對花炮感情沒有自己這么強烈，也不如自己熟悉。

而他是“苦出身”。母親還記得，以前家里并不富裕，懂事的兒子很節約。上大學時，同學的一雙名牌鞋要千把塊，側面爛了一個洞，被兒子撿回來，讓母親幫忙修，說起碼能頂上百八十塊錢。

慢慢地，煙花廠在他的手里越做越大。工廠開起了三家，原本的花炮廠也變成了如今的煙花集團。

【4】放不下的煙花廠，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接替

2020年，謝芬正式“退休”了。

離開時，她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只留下了食堂群。那天晚上，她偷偷掉了一夜眼淚。

雖然擔心兒子在安全管理或其他方面，還“沒有像我那么多的經驗”，但她覺得，是時候讓兒子完全接手了。只要不退工作群，自己就會不停地操心。

但她心里放不下煙花廠，用自己的方式悄悄關注著廠子，偷偷做些事情。

她能從食堂群里“打聽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從用餐人數上看到哪條線上有多少人。中餐應到149人，實際用餐人數只有119人，她就會問這30人不就餐是什么原因。如果看到管理人員本來有39個人上班，今天卻只有20個，她就會知道，今天可能哪一家又要做喜事。

由于煙花行業特殊，她立下規定，工人不能與管理人員私交過密。她擔心，如果工人和管理人員走的近，生產上遇到一些違規的、不安全的行為，管理人員會“通融通融”，不好意思講，會造成安全隱患。因此，員工請管理人員去家里吃飯，如果管理人員去了要罰100塊，“你打紅包去可以，但是這個飯還是不要去吃。”

做了一輩子，她覺得煙花行業最重要的是安全。質量、環保、新產品開發都是其次。

曾有段時間，唐云癡迷于技術革新和新產品的開發，謝芬擔心的不行：“我就怕返回去，開發比安全要重要，好在他后來意識到了。”

“既然我一輩子的心血都放在這，我就希望好好保護下去。我希望企業在我還在的時候、能看到世界的時候，不會毀滅。”謝芬說道。

九派新聞記者　王怡然　郭梓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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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