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美學何以成為中華美學高峰

對傳統文化美的追捧近年來持續升溫，要知其所以然，唯有將其所積淀的美學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組，才能重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北京冬奧會落下帷幕，令世人驚艷的開幕式仍歷歷在目。外人看了熱鬧，國人自己不難看出門道：無論是開篇倒計時的節氣宣傳片里有八個引用了應景而賦的唐詩，還是奧運五環呈現環節借用了“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意趣和氣勢，無不浸盈著來自唐朝美學的光芒和浪漫。

雖遠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創作者說得牙清口白，欣賞者聽得默契會心，凡此種種都是文化自覺的體現。矗立于唐朝這座高峰之上，懷揣這種對自身文化緣何而來、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們發出迫切的追問：“唐人如何看到自己與他者、本土與異域？一個唐人身處何種世界觀念和時代精神中？形成他們開放包容心態的源頭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氣象的7個側面》，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為什么唐朝有這么強的生命力？”（《唐：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也唯有對其所積淀的美學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組，才能去重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煌光馳流：大唐氣象的美學本質

自白石道人在《詩說》中言明“氣象欲其渾厚”，“氣象”就在中國古典美學眾范疇中把據高位。氣象將主體的生命氣韻和風貌，借助具有一定審美意義的形象展現出來，是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審美范疇。受其啟發，宋代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里綜述詩歌發展演變及創作風格時，衍生出“盛唐氣象”一說。“盛唐諸公之詩……既筆力雄壯,又氣象雄渾”，只談及“渾厚”“雄壯”一面，對田園詩派清新、秀麗之風并未提及，將亂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頗。沿嚴羽之論，后人對“盛唐氣象”一說多有爭持，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4年，舒蕪最早提出“盛唐氣象”一詞。當年林庚發表《詩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發表《盛唐氣象》加以專章論述，指出盛唐氣象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其本質是“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贊同，“盛唐氣象”成為描述唐代詩歌最重要的理論范疇之一。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學術視野的拓寬，讓學界對“盛唐氣象”的認知上升到藝術風格和美學風貌層面，學者們將其視作盛唐各種藝術共同的美學風格。裴斐等學者質疑林庚的觀點，認為文學史上的“盛唐”與歷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論，而且，兩者之間也并無必然的聯系，如果對李白之詩“見豪不見悲”，便是一葉障目。“盛唐氣象”有更為豐厚、復雜的內蘊，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壯、飄逸，也有低抑、蒼涼、孤獨與悲愴”。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袁行霈、張福慶為代表的學者將“盛唐氣象”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拓展，形成了一個復合概念——眾多風格糅合著意象、意境、性情，滿園芬芳般地集中和統一于時代風貌中，甚至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高尚的社會責任感等。

承前人之說，陳望衡、范明華等合著的《大唐氣象：唐代審美意識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將“盛唐氣象”的研究推展到一個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間，從唐詩說起，但不就詩言詩，而是構筑了大唐文化與其朝代建制、社會語境等一切物質和非物質基礎相匹配、相適應的整體“景觀”。因此，書中的氣象，是濫觴于詩歌而散延于其他領域的血肉、氣韻、格力、體面、情致和意境等總體性的審美風貌，更是一個時代整體的精神面貌，書中所及的音樂、書法、舞蹈、服飾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學恢弘寬遠的意蘊和風骨。

對陳望衡教授等凝結于70多萬字、700多頁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難心生浮想：再燦爛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創造。除去物質文明之外，大唐氣象的本質，恰好在于那個時代非物質的精神面貌，在于時人對美的理解、追求和創造。唐人講究“轉益多師”，既勇于打破六朝以來綺靡文風和審美趣味的囿束，又善于虛心學習并汲取其中的思想營養，所以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躍、言論通達宏放；面對丑惡，他們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爭，并向弱者投去關愛，代其發聲。因此，大唐氣象自然具有了炯炯人格，所謂“林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也正是這豐沛的生命力，構成了如此煌光馳流的時代。

以美化人：須將氣象升華為氣派

在中華文明上下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段（如王朝）里，政治經濟、社會風尚、民眾審美等因素共同作用，會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導地位的文藝潮流和美學趨向。大唐氣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氣象是一個復雜多維、流派繽紛、風格多樣的綜合體。唐人給我們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現了海納百川的包容氣概。陳望衡對此進行了綜述：大唐審美觀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舊。有唐一代秉持的開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帶來審美觀念的大解放，帶來文藝的繁榮和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具體來說，寓教于美的唐詩哺育和培植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精神、觀念和趣味，并與同期的繪畫、舞蹈等其他門類締結了同音共律、遙相應和般的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族的審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韻互含、剛柔相濟、象意合一”的審美理想，皆以唐代為重大轉折點：第一，儒道釋三教、漢族與外域民族在這一時期的多元融合、納新創造，豐富并發展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第二，生活的藝術化、審美化以及審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發展，“女題詩”“傷世詩”對女性、邊緣民眾的觀照，城市和建筑設計等對“人”的凸顯和尊重，體現了整個唐代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強進取的氣概與大國風范通過大唐藝術的大氣、絢麗、靈動的基本審美品格得以充分體現。

有珠玉在前，大唐審美意識是當代中國文藝事業的“源流形態”，更為后者的發展提供了標桿。廣義地來看，我們所處的文藝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與盛唐時期有廣義上的可比性，鑒往以觀來，可從中收獲有益的啟示。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來看，我們須將“氣象”升華為“氣派”，更具體來說，是要在新的時代，創造氣魄廣博、兼容并色、領先于時代的先進文化。以唐為鑒，中國氣派是對深厚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民自主自強、獨立創新的表征，是對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張揚。

美美與共：新征程上的中華美學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覺的發端，在此基礎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創新才是更高級的層面。唐人創造了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固然值得眾所瞻望，但我們恰恰要學習唐代善于、樂于革新的精神，結合當下新的時代條件加以傳承，上升到中華美學精神的層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來，中華美學首先是“宏觀美學”。中華民族的文化每每到了重大歷史關頭，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學為代表的中華美學歷史經驗時，非常有必要將其放在世界文化的總語境下審視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時性的坐標里精確尋找中華文明的定位。其次，中華美學是“人民美學”和“生活美學”，講究以文化人。我們可以與唐人共鳴、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終要覆蓋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種文明，若不能被復制、傳承或弘揚，那它就只是歷史博物館里失去生命力的舊標本。《去唐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華以“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氣象“總是在導引著人們走上不斷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國，是推崇個體活得更有尊嚴的現代化國家，中華美學更要呈現對生命、生活、人的終極投射和關切，不僅注重審美的教化功能，更應加強對人性的關懷和浸化，從而解決人與社會的對峙、人與人的疏離、人的自我迷失困頓等當代難題。

說回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匯聚參賽國國名、融合中國結和希臘橄欖葉兩大元素的“雪花”符號，完美釋讀“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大國審美觀。通觀2008年和2022年的兩場奧運會開幕式，恰好涵蓋了大唐氣象中“高放”和“和謙”的對應兩面。14年時間的流變，足以見證現代中國人審美和情趣的進階——排場和火炬肉眼可見地小了，但格局和氣派卻大了不少。正如張藝謀導演接受采訪時所說，本次開幕式創作注重簡約美學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對傳統美學的創新和升華。

總之，大唐氣象是對特定時代精神風貌的總概括，但也具有脈脈傳演的延續性，因此我們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獨美，要借此山之高，鍛造萬千氣象，踔厲奮發，繼續以開放、從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對全人類的滋養和關懷，這也是值得陳望衡及諸多學人后續加強究析的命題。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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