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敘事”應有更多“蜂鳥”聲音|頭條

懸停城鄉間的蜂鳥，現在還好嗎？

5年前，中央團校科研與智庫工作部主任廉思與他的團隊曾開展“城市快遞小哥群體調查”，他將快遞小哥比作“蜂鳥”，蜂鳥顏色鮮艷，快速拍打翅膀才能懸浮空中，正如當年快遞小哥在既有的制度設計之外，缺乏社會網絡支撐。

【資料圖】

5年間，廉思一直關注著快遞小哥、外賣配送員等新興青年群體的發展狀況。疫情期間，他還帶領課題組通過電話、微信等形式對部分參與調研的快遞小哥進行了回訪。

在廉思看來，疫情期間，作為確保物資供應的“最后一公里”，快遞小哥在維系城市正常運行、穩定社會群體心態、降低病毒傳播風險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快遞小哥的工作質量直接決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在疫情期間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今天怎樣被感動，明天就怎樣去尊重。如今，快遞小哥的工作贏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廉思說。

廉思觀察到，與2018年調研時相比，近年來，在社會保障水平、平臺用工規范等方面，快遞小哥的境況得到了顯著改善。“國家關注快遞小哥等新興青年群體，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盡數實施，相關政策日益完善。”

不少平臺企業對快遞小哥也給予了更多支持，會組織快遞小哥參加培訓，上“夜大”。不過，廉思提示，對快遞小哥的培養，要注意與他們未來職業發展的興趣點和主要流動去向相掛鉤，幫助他們拓展自身能力，延長職業生涯。“平臺要為快遞小哥的長遠發展考慮，畢竟這些年輕人在這里度過了最寶貴的青春時光。”

一直以來，廉思最關心的就是快遞小哥“跑不動”后怎么辦的問題。“等那時，如果他們沒積攢下核心工作能力，工作經驗沒辦法遷移到其他工作崗位，體力勞動也做不下去了，將會面臨怎樣的人生境遇？”

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由于缺乏核心工作能力，相當數量的快遞小哥離開城市后，選擇回鄉，利用積攢的資金創業，結果并不理想，“相關經驗的缺失以及對市場形勢的認知偏差，讓他們的創業變得困難重重”。

廉思分析說，快遞配送技能附加值不高，職業發展并不像焊工、鉗工等傳統藍領工種具有較好的延展性。

快遞小哥、外賣配送員等職業如同一個蓄水池。廉思說，這些職業具有應急性、過渡性、自由度高等特點，對青年靈活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二、三線城市，不少青年由于家里有老人、病人、孩子需要照料才做這份工作，靈活就業形式使他們在兼顧家庭的同時，緩解了經濟壓力。”

“快遞小哥用勞動創造價值，他們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青年奮斗的縮影。”在廉思看來，快遞小哥的工作價值應當被社會肯定。同時，平臺企業也有義務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對這些青年給予更多支持，比如，增加對家庭困難的快遞小哥的保險金額、加強創業培訓等。

廉思認為，目前對提升快遞小哥的保障服務如今已經進入到“深水區”，當下能解決的問題基本已經解決，其他諸如工作經驗認定、積分落戶、子女上學等問題，需要在國力允許的范圍內，逐步改善解決，不能過分期待超越發展階段和當前財力的民生政策。

然而，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很多新職業沒有被充分認識，導致仍存在一些人對快遞行業存在誤解或輕視。他建議應進一步提升以快遞小哥為代表的新興青年群體的社會地位，增強他們的職業尊嚴與自豪感，在不同發展時期展現不同行業青年的時代風采。

“人需要在社會鏈條中找到位置，看見自我價值。”廉思表示。他的課題組調研發現，這幾年有關部門對快遞小哥等新興青年群體的工作價值高度肯定，盡管快遞小哥并非高收入群體，但其對工作意義的感知是比較積極的，這與快遞小哥“被看見”密切相關。

2022年，中通快遞黑龍江管理中心網點負責人楊銘被授予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此前，美團外賣小哥常凱、順豐速運快遞小哥劉闊曾獲“北京青年榜樣”稱號。在廉思看來，這種榮譽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行業，讓更多新興青年看到自己工作的意義，感受到所處行業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和貢獻。

在廉思看來，解決好青年問題，需要具有全生命周期視角，讓青年想奮斗、肯奮斗，一方面要做好青年自身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他們的“一老一小”的工作，讓青年沒有后顧之憂。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寶光 張藝 實習生 顧靚楠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