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童遭宿管老師長期性侵 最小年齡只有六七歲

小月，廣西平南縣思旺鎮，從出生后不久就沒再見過母親，父親在外打工。她與姐姐、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在離鎮上近20公里的村子里。為了省去徒步四個多小時的路程，在鎮里上小學的她只能住在學校旁邊的托管所里。

也正是在這家名為“天天”的托管所里，小月和9個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師的長期性侵。她們當中最大的13歲，最小的只有六七歲。

小月的遭遇并非孤例。查閱近年新聞，屢見留守兒童遭遇性侵的悲劇：廣西興業，留守女童自11歲起遭多位村民長期性侵;湖北十堰，11歲留守女童被鄰居多次強奸后服毒自殺;四川自貢，6歲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強奸。

2017年9月15日，平南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譚某犯猥褻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性侵者雖然最終得到了法律的懲處，但他留下的傷害和遺憾卻永遠難以挽回。修補孩子們的傷痕，是一場漫長的征程。

【亟待填補的性知識空白】

小月告訴記者，對于發生的“那些事情”，當時她自己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受傷害之前，從來沒有人給她講過與防性侵害沾邊的知識，無論家庭還是學校。

采訪中，記者一路經過的村落，幾乎見不到青壯年人。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很少與外界交流，田間收成只能勉強度日，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在這些溫飽都難以為繼的留守家庭里，不要說如何正確預防性侵，孩子們往往連最基本的生理發育知識都難以得到。

“女童保護”組織的負責人孫雪梅，非常清楚性侵知識在留守山村的空白。

出生在貴州山村的她，更清楚留守兒童的困境：“城里能夠更快速便捷地獲得資源，但這些留守兒童他們更缺少家長的監護，自我保護意識非常淡薄。他比城里的孩子更需要。”

女童保護是一家致力于保護兒童遠離性侵害的公益組織，成立四年多來，開展了多項活動，致力于提高兒童的防范意識，其中包括認識身體、分辨和防范性侵、一旦遭遇性侵應該怎么辦。至今已在28個省市的上萬所學校或社區進行了宣講。

但在各地開展活動的過程中，孫雪梅逐漸意識到，僅有針對兒童的教育并不足夠。

“這個防性侵的教育持續的，和講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樣的，它也不是單方面就能完成的。” 孫雪梅說。

兒童性侵害并不是單靠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在漫長的療傷過程中，未成年人還面臨的實際狀況、涉及的復雜需求，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門的聯合介入。

【惡魔落網，僅僅是個開始】

遭遇侵害后，小月四次被公安機關叫去問話。

“每次都是同樣的問題”

小月說，多次詢問讓她覺得十分痛苦，每次回答那些問題，都讓她覺得“非常不好”。

但事實上，我們國家專門對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有專門特殊的司法程序。通俗地講，它一般遵循著一次性詢問的原則，目的正是為了避免過多詢問喚起痛苦經歷，給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傷害。

律師秦建龍代理過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他發現，除了小月所說的“多次詢問”，執法機構還存在著對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護不到位的情況。

“比如說，公安機關在取證的過程中，沒有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開車警車、帶著警帽、去學校、去家里，這樣的話，讓周邊的人都知道這小孩子被性侵了。”

在樸素的善惡觀中，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懲治，便伸張了正義，是不錯的結局。然而，就性侵案而言，惡魔落網，僅僅是個開始。即便得到了一紙判決，孩子的心理也很難得到有效的恢復。

因為在性侵事件中，兒童受到的傷害，其實不僅限于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序、隱私保護、心理咨詢、轉學、復課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后續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孩子心理的陰影可能一直揮之不去。

在國外，已有一些法院設立了一站式的服務中心，有一些不同專業的社會組織在法院、少年法庭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司法機構里設立自己的辦公室。當兒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再這里一站式地獲得綜合的服務。

目前，這樣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數地區已經開始試點，但目前來看，推廣開來或許還需要時間。

【除了司法保護，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縣思旺鎮中心小學數學老師。

2017年5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碰巧聽見學生們無意間說，晚上的時候，會被生活老師摸。

她立即選擇了報警。

但與何思云相比，平南縣當地的教育主管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讓人詫異。

何思云說，由于當時學校沒有態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級。給教育局局長打電話未接，發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縣教育局局長，她對此事遲來的建議是：由家長報警。

這難免令人失望。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監管的單位和個人，他們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報案的義務的。如果連教育監管部門都對自己負有的強制舉報義務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對孩子的保護就無從談起。

其實，即使是對于不從事教育等特定行業的人，也都有權利和義務對兒童遭受的侵害進行報告。來自公民的舉報應該成為預防和及時發現兒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環。

去年8月，南京火車站猥褻女童事件在網上曝光后，引起全國關注;其后，重慶醫院猥褻女童事件也被曝光。這些事件的共同點在于：雖然旁觀者眾多、卻無人現場報警，是經過網絡的發酵，才得到關注與懲治。

如果發生在公共場合的兒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時報告和制止，那我們更無法期待發生在更隱蔽場所的侵犯被有效監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11月發布的調查顯示，兒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發，在世界各地都高達90%以上，許多就發生家庭內部，長期隱蔽，僅靠執法機構難以及時發現。這就使得民眾自發的監督和報告顯得尤為關鍵，否則，對兒童傷害的關注和保護將無從談起。

就世界范圍而言，兒童性侵害都是一個復雜的難題。無論是事前預防，還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監管、社會保障等各個環節的協同努力，也和民眾的觀念意識、重視程度、知識普及等因素息息相關。只有每一個部門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個民眾都意識到自己分擔到了一份責任，孩子心理的傷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修復與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