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焦慮不只是一種個體困擾 而正在成為一種集體困擾

最近在網絡上出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熱詞，比如“雙非碩士”“小鎮做題家”“985相親群”“海淀家長”等。這些新詞都有一個共同特征——無論是就業焦慮、婚戀焦慮還是育兒焦慮，其背后都與學歷焦慮掛鉤，并且這種學歷焦慮不只是一種個體困擾，而是正在成為社會整體層面上的一種集體困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能夠發現學歷焦慮中的基本取向：不僅追求向上，而且規避向下。具體來說就是年輕人通過對學歷的追求，以期獲得一個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伴侶和更有前途的未來。其本質是要實現自身和家庭的階層向上流動，同時通過努力培養下一代來規避向下流動的可能。

但是，無論是要在社會流動中“力爭上游”，還是要把握“穩穩的幸福”，其實都是一種個人選擇。根據自我的偏好，個人完全具有選擇的空間，可是為什么在我們身邊，似乎每個人都在焦慮呢?

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后有一個結構性的動因：因為我們身處于一個整體向上流動的社會。著名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曾對這一社會階段和社會狀態進行了描繪和分析。他發現，在20世紀中期，美國的整體社會氛圍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過上富裕的生活。然而整個社會的氣氛，又是金錢至上的成功學導向。社會推崇的是那種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這就會無形中給予每個人很大的壓力，夢想著和這些人一樣，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獲得成功。

在這個過程中，“文憑社會”逐漸形成，個人通過獲得著名大學、商學院和工學院的文憑證書，獲得地位更高的工作，獲得與更高階層的人的婚姻，從而獲得進入具有社會經濟優勢圈子的機會。文憑因此成為就業、婚姻和提升下一代社會地位的“敲門磚”，圍繞文憑和學歷產生的競爭和焦慮就此成了社會的核心議題。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社會中的機會不斷涌現，許多人通過個人努力獲得了更加美好的生活，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地位，社會整體處于一個向上流動的狀態。個人身處這樣的社會中，就像身處于一個在海洋里快速向前游動的沙丁魚群，稍稍慢一點，就會感受到壓力。因此，教育作為人人必經的主要通道，在社會的整體氛圍之下，就成了學歷焦慮的主產地，甚至承載著就業、婚姻和下一代養育的功能重任。

那么，是不是個體就只能屈從于這種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呢?不完全是。個體性才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每個個體都是不一樣的，不是一紙文憑就定性了一個人的前半生，也決定了一個人的后半生。能進入“985婚戀群”固然好，但是也要找到對的人才會得到幸福，否則同樣要經受“挑來揀去”和“被挑來揀去”的折磨。有能力讓孩子上昂貴補習班、參加國際比賽和海外游學當然是好的，但教育的最大前提是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長，家長要承擔的不僅僅是提供補課和留學的機會。

我們可以觀察到，個體困擾始終源于社會結構，引發問題的結構性矛盾并不是憑借個體就能夠克服的。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之后增速正在減緩，就業市場和人才結構因此面臨考驗;同時，不均衡的發展和仍待完善的制度規范正在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發生碰撞。就像一個人走出校園后才發現人生需要面對更多的課題，當前中國社會也正在面臨一個社會轉型期的重大課題，這需要更多的學科一起加入，共同進行研究和思考。

（作者：嚴飛，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